苏联政坛顶级掠食者：权势仅次斯大林却甘心被小喽啰当玩物

  这是一句俄国谚语，听起来有些诡异，但它却是政治场上的“核武器”；处境越糟糕，它便越有效果。我们今天来讲一位苏联领袖斯大林手下的内臣，在那个辉煌的时代里，苏联政坛上诞生了许多性格鲜明的人物，这些大佬彼此争奇斗艳，也算是苏联短暂历史上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笔。然而在诸多“大人物”之中，有个名叫安德烈·雅奴阿列维奇·维辛斯基的角色却是个另类。

  说起维辛斯基的发迹史，其实也挺有意思的。此君家境十分好，家族中不乏大人物，如波兰首席主教维辛斯基枢机，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位维辛斯基父亲的亲戚。而当时革命者们大多为“无产阶级”，说白了就是穷人占大多数，而维辛斯基家境很是不错，他自幼就接受优质而系统的教育。

  与此同时，他的运气也没得挑。沙俄时代末期，维辛斯基在大牢中意外结识了自己日后的命中贵人——斯大林。斯大林十分欣赏维辛斯基的学识和口才，而后者则倾慕于对方的人格魅力，在人生最困难时能找到如此交心的朋友，二者间的革命情谊可见一斑。

  然而有趣的是，有了这么多加成，你说维辛斯基幸运吧，他其实也挺倒霉的。他的每一条优势往往同样致命：参考名将罗科索夫斯基的遭遇，同波兰那边说不清的关系很容易给维辛斯基惹上“反苏分子”和“波兰间谍”等罪名；维辛斯基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，与布尔什维克也算是“阶级敌人”。更要命的是，他最早在著名律师马扬托夫斯基身边担任助理，而后者当时接了个十分棘手的委托——临时政府以“德国间谍”罪名逮捕了列宁，维辛斯基跟自己的上司一块在逮捕令上签了名。好不容易被革命群体接纳，他一头就扎进了孟什维克的怀抱，甚至一度成为少数派的标杆式人物。他一度被打成“反革命分子”，直到1920年以后才逐渐翻身。

  如此一看，维辛斯基如同站在悬崖边上跳舞：一方面，他的博才和较高的社会地位正是年轻的布尔什维克们所急需的；另一方面，维辛斯基稍不留神，或是哪天不小心膨胀了哪怕一点点，让某位大佬看着不爽，顺手就会将他一脚踢下悬崖。

  在这样的绝境中，维辛斯基从始至终保持着自己的理智，他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“猛摇尾巴”。

  1924年，维辛斯基写成《史论》一书，他因此被喷得体无完肤。同此书的名字一样，维辛斯基本该将其写成一部纲领级别的著作，他却硬是搞成了一本拍马屁的册子。全书为奉承而奉承，为凸显当局的伟大而生拉硬拽，说到动情处干脆只顾歌颂以至于论述方面狗屁不通。别人等着吃大餐，维辛斯基却给人端上去一堆大粪，这不挨骂才怪。因此，他一时间被骂得声名狼藉。

  他目睹了苏联历史上的那场惨剧，因此很怕内务部。内务部的喽啰们也喜欢践踏他人的尊严以炫耀自己的权威，因此，纵使维辛斯基宁可多绕很多冤枉路上班，也不想从内务部大楼前经过。无奈的是，后者却仍要想方设法地搞点事折腾他。喽啰们整理了一份维辛斯基的“黑历史”，有事没事就把它拿到维辛斯基面前晃悠；内务部的人还隔三差五地“偶遇”他，总而言之，前者压根就没想搞垮他，就是喜欢看对方那副怂样。

  维辛斯基当真没有排面吗？恰恰相反，他背后就站着斯大林。要知道，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，法律界的权威们曾分为“法律虚无主义”和“法律规范论”两大阵营，就在两派人马谁也说服不了谁的节骨眼上，斯大林一锤定音地指出：“在历史条件成熟前，国家这一存在绝不会消亡。”

  此举宣告了法律规范论阵营的完胜，而维辛斯基仅仅是这伙人中的代表人物之一。然而没过多久，当人们重新审视时，惊讶地发现这个阵营已经变成“维辛斯基的法律规范论”了。同样，虽然《史论》一书很不讨好，但这丝毫没影响他的仕途，相反，他因此从莫斯科大学讲师直接被任命为该校校长，随后步步升迁直至跻身核心权力圈，速度之快堪称奇迹。

  不过话说回来，维辛斯基也并不完全是一副软骨头，在被任命为总检察长后，维辛斯基主持着苏联法律体系的建设，而苏联法律也进入了一段相当理想的发展期。这段时期，他反复强调“法律的目的至关重要”这一根本原则，同时又博采众长，提出“苏联有必要引入资产阶级法的合理因素，正如列宁同志在新经济政策中引入西方泰罗制一样”这样的观点。在苏维埃政权初期普遍缺少法律人才的情况下，维辛斯基几乎凭一己之力让苏联法律建设谜少走了许多弯路。

  1934年底，列宁格勒州一把手基洛夫遇刺，苏联高层随后便出台《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》，该法令霸道而凶残，被西方称为“恐怖”。它的出台不仅宣告那场政治灾难的开始，更是将维辛斯基此前法律建设的诸多成果全部破坏。眼看努力遭践踏，年复一年的辛劳和汗水一夜间打了水漂，维辛斯基非但不着急，他反而也学着做“恶犬”，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

  维辛斯基很快便把自己的良心暂时收了起来，每一次重要的会议上轮到他发言时，他都会抽出至少一半的时间来夸赞领导做了个正确的决定。那场政治灾难的法令和逮捕令中，有相当一部分是经他手或是干脆直接由他签署的。在决定要处决犯人时，维辛斯基总会很痛快地签名，即便清楚对方很可能是无辜的。他从未表现出任何犹豫，只要领导让做，他便毫不含糊地完成。维辛斯基之坚决甚至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掩盖了内务部爪牙的“光彩”，因此有许多学者在考究那段历史时，竟误认为维辛斯基才是这场灾难的元凶。

  他就是这样取得了斯大林无条件的信任，到了后来，当老年的斯大林对伏罗希洛夫、莫洛托夫这些死心塌地的老跟班开始怀疑时，居然仍旧对维辛斯基深信不疑。

  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维辛斯基渐渐坐稳了他的权位，直到有一天，当内务部又来找茬时，后者猛地发现他们已不是维辛斯基的对手了——维辛斯基可以居高临下地指责内务部工作上的不足，随意地拿一些不痛不痒的问题开涮，而在最高领导人面前，吃亏的往往还是内务部。反之，当内务部想折腾维辛斯基时，他们发现了自己的这些小伎俩早已失去作用，自己早已成了砧板上的鱼肉。

  维辛斯基当真就成了一条“恶犬”吗？笔者倒不这样认为，与其把他看成一个不折不扣的恶棍，倒不如将这些统统视为维辛斯基的自我保护和官场智慧。实际上，他本质还是那个博学多才、精干理智的他。

  从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开始，苏联局势趋于平稳，而此时的他也已坐稳权位。此时，维辛斯基并没有进一步弄权，反而借助这些权力和自身的影响力，帮助苏联重建法律体系。对从前的那些政治对手，尤其是法律虚无主义阵营的人，维辛斯基非但不赶尽杀绝，还从中挑选了一大批干才。他积极，尽可能地消除人们心中的恐惧，安抚民心。总而言之，在他的努力下，苏联法律界立马焕发了新的生机。

  没有点真本事，哪能在复杂至极的苏联核心权力圈中伫立这么久？其实并非维辛斯基没脾气，他要是狠起来，一般人怕是还真招架不住。有人这样说：“在维辛斯基看来，辩论获胜就是最终目的，为此可以不择手段。”而他本人也确实是这样做的：在许多至关重要的指控中，维辛斯基能靠一席演讲直接击穿对方的心理防线，被告甚至会瘫坐在座椅上而直接放弃反驳——言辞犀利杀人诛心，估计就是如此。

  有着斯大林的鼎力支持，自己又绝非泛泛之辈，权力就摆在眼前，他却肯忍气吞声抵御住诱惑，不声不响地扭转劣势的同时修筑好自己权势的根基，使其无可撼动，这才是维辛斯基这样的政治家的可怕之处。能者无需装逼，一时的忍让是为了日后长久的风光，这是历史教给我们的顶级智慧。另一方面，维辛斯基也从未感觉自己是一个恶人。虽然“每一分钟都在等待被捕的恐惧之中”，他也感觉自己没必要为所做的任何一件事而后悔。